中国近现代的气功
1840年鸦片战争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，中国处于帝国主义、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下，整个民族的经济文化备受摧残，气功的发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，但也有一些成果。这一时期的医家兼官吏潘霨于1858年编成气功专著《卫生要术》，书中认为对疾病要“防”重于“治”，而预防的方法即气功锻炼。《卫生要术》又经王祖源在1881年重摹，改称《内功图说》。此书重视动功锻炼，介绍了一些具体功法，并配有插图。以外治见长的吴尚先、中西医汇通派张锡纯等在这一时期的气功研究方面也有一定的贡献。从民国初年开始，知识分子阶层中较为风行静坐法，上海蒋维乔的《因是子静坐法》是当时静坐法的代表作。这一时期中国的气功也开始在欧洲传播。
新中国的建立，使古老的气功同传统的祖国医学一样获得了新生。解放后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在全国范围内就相继建立起数十个气功医疗单位，气功医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，科学实验也破天荒地出现在了中国气功史上。1956年3月刘贵珍在北戴河创建了气功疗养院，1957年7月1日上海也成立了气功疗养所。1957年刘贵珍所著的《气功疗法实践》出版，1959年唐山市气功疗养院组织撰写的《内养功疗法》问世，这两本专著对推广普及气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。十年动乱之前，以北方的内养功、南方的放松功为代表，一批气功功法被发掘整理并得到推广，气功疗法也得到了相当的普及。十年动乱同样给气功带来了灭顶之灾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气功事业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，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群众性气功锻炼空前活跃，但气功也遭到了“*********”邪教和有害气功组织的严重破坏。为此，党和政府在对气功进行清理整顿的同时，明确提出“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、加强管理”的要求，从而使气功事业步入规范化、科学化、法制化的管理轨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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